[转帖]这就是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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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在街头闲散的走着，我们常常会很在意街头是不是很干净，因为那是文明的象征，然而，文明在每一个城市的街头都有一个又一个的死角，他们寄生于这个街道当中，却无人理睬。 1、我们的街头常常有这样的人群，他们是妇女和儿童，有人会奇怪既然没钱为什么选择生下那个孩子来一起受罪，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没钱去放弃那个孩子，于是孩子就沦为了乞讨的工具。或许在几年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孩子抓着你的衣角让你给他一点饭钱。 2、我无从考证迎面走来的男人到底在看这个背影的主人一些什么。但如果真的有些什么可看的话，我想那个背影并不是有意识的。我们常常用疯子来形容此类人，但是我们的精神病院开着门也是要做收钱的生意的。注意他手中的盒子,尽管他非常褴褛,但还是在以拣瓶子为生.... 3、中国已经开始逐步的踏入老龄化社会，然而，当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家中享受儿孙的孝顺，优厚的退休待遇时，另外一群老人却被迫风餐露宿。我无法看清照片中的老人双眼是否紧闭，但我想他应该在回味年轻的美好时光。 4、青少年由于家庭或者其他社会因素流浪于街头巷尾的例子举不胜举，甚至多数遣送回去之后又再次回头。迫于生计的他们最终多数沦为了我们口中经常提到的渣子人群。悔恨之时问问他们，其实谁愿意总是这样的生活呢？ 5、当他在街头放下拾荒的袋子,大口咀嚼这或许是他唯一食物的干饼的时候,正是晚饭时分,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 6、这是一个午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昏昏睡去 7、民工其实是最自食其力的工作人员，然而，该有的社会保障全部都没有。天气好的时候，听说他们睡觉的地方叫做蓝天宾馆 8、第一次看到这个仰望天空的人，我们打趣的说，他穿的是adidas的袜子和一条漂亮的裙子。每个人都在笑他的不协调。然而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心里泛起的是莫名的难过与难堪，我们常常叹息这些人与发达的城市不相协调的形象。可是，那双仰望天空的眼睛是不是也在寻找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希望呢？谁能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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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奇闻——我们社会的怪现象

46岁的尤国英：她被送到火葬场时还没有死  

　 这是让人揪心的一幕。10月27日，46岁的尤国英被她的亲人送到了殡仪馆，就在准备进行火葬时，细心的殡葬工人发现她眼角淌下泪水，她的手还在微微地动。一起火葬活人的悲剧避免了。

　 在此之前三天，在浙江省台州市打工的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短短3天的治疗，几乎花尽了全家的积蓄。无奈之下，全家商量放弃治疗，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家属哭着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被迫放弃了人性与亲情。

　 事后，尤国英的女儿哭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到现在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她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那样的打工家庭！

　 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受访者曾经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过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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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王垠：坚决退学的清华大学博士生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垠都是这个世界上的“骄子”：本科毕业后到清华直读博士，发表过SCI，获得过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再有一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

　 直到他选择退学。

　 在公开信《清华梦的破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中，王垠称，导师招学生，是为了“财源”，而paper可以带来基金，他已厌烦了国内所谓的“学术”。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此前不久，数学家丘成桐称，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中国的大学教育真的出了问题了吗？

　 在某著名网站一项有6912人参与投票的调查中，有81．0％的人对王垠“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表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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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58栋别墅无人认领———冤？不冤！  

　 今年7月，在合肥市委市政府强力推动的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中，遇到了58栋“天外来屋”：这些修建在水库旁边、环境优雅的两层别墅，虽经居委会努力找寻并在当地媒体刊登通告，却始终无人认领。这58栋别墅的主人，不约而同地一掷千金，以价值三四十万元的房子为代价，和大家玩了一次“人间蒸发”。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认领时找不着人，拆的时候可有不少人开着车去看。

　 这些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敢来认领房子？

　 有人说，其实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兜里揣着大把的钱却不敢乱花，自己买下的别墅还不敢承认，家中失窃不敢报案，“三陪女”来信敲诈也得忍了。就这样，一天到晚神经还得高度紧张———一听马路上的警笛就心慌，一听组织请喝茶就腿软。

　 说起来，一无所有的民工兄弟倒比他们幸福多了———不是有研究说农民的幸福感最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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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职工为了上岗奋勇离婚———人民真幽默！  

　 从8月12日开始，华北油田的婚姻登记处忽然变得门庭若市起来。最多的一天，有20对夫妇来办离婚手续。其中“有不少夫妻手拉手，亲亲热热地去办离婚手续，就像去超市购物”。

　 这一切源于华北油田新出台的再就业政策。政策规定，“单职工买断工龄的，可以上岗；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以离婚证为准。”

　 现实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践踏了家庭，以及人的尊严。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首先要满足生存所必需的生理需要，其次才是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来都不缺乏生存的智慧。为了生存，又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呢？大家都有很现实的幽默感，一点都不假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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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专家真牛！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的研究成果。2005年，一些媒体忽然发现，这项研究是由一家汽车厂商赞助的。

　 这些“研究发现”现在读来，深意无限。

　 今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而在其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稍微看看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家的高论，就不难理解公众对他们的不屑了：“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天然就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事实上，不只是经济学家，任何人———学者或是卖茶叶蛋的———都有权利为任何合法的利益集团代言。但是，在此之前，请务必做到两点：其一，不要拿着全体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代言；其二，请撕下“公允中立”这块招眼的花布———给富人代言也没什么丢人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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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学生拿国家英语证书考初中———孩子们真强！  

　 在首都北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和洪战辉同学一样，有着“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还有着“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他们就是祖国的花朵、北京市的小学生们。

　 据报道，在奥赛被叫停后，本意为成人设立的PETS（国家英语等级考试）一下子成了“小升初”择校时的热门指标。面对择校风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孩子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投入到考PETS的大军中去。

　 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的数字显示，今年9月10日，超过5．3万名6～15岁的中小学生涌进北京市1305个PETS笔试考点和671个口试考点，人数是成年考生的两倍。其中更有超过100名小学生报考了PETS三级，约相当于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水平。

　 当然，这些孩子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譬如说，那个叫“童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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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男员工招聘无恋爱史女生———真以人为本啊！  

　 许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始承担着双重任务：为单位挑选人才的同时，也为单位男员工挑选媳妇。

　 在重庆一所大学举办的招聘会上，一家用人单位负责人说：“条件合适并且没有男朋友，可以考虑接收。如果有了男朋友，是选择单位还是选择男朋友，那得由学生自己决定。”

　 这位负责人话之后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单身危机正在开始袭击中国社会。

　 这个危机急坏了单位领导，也急坏了父母。这不，一场场极富特色的“中国式征婚”———父母相亲会，由北京肇始，正在迅速被天津、重庆、上海、深圳等城市复制。每场相亲会都有成百上千的父母拿着自己孩子的简历和照片，聚集在广场上、公园里，像参加招聘会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推销与物色。

　 相比起来，单身者自己似乎显得并不着急，因为有更让他们着急上火的：社会转型，压力增大，年轻人95％的时间都得用在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拼命发展个人事业上。至于爱情，便只能放到那5％里去忙里偷闲，急中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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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农民工遭遇社会“九大歧视”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使农民工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状态，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的甚至失去他们在农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城市又没有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却不断地受到来自城市的方方面面的歧视。歧视直接导致他们权益的损失，权益的损失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青年论坛。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一大特殊群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没有逃脱受歧视的命运，虽然“人人平等”的口号三番五次地被叫响，帮助农民工维权气势磅博，但终归还会风平浪静，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总是不能使人乐观，许多本是简单的事情，在人们独特的眼光注视之下变得扑朔迷离，让人禁不住一声叹息。

一、文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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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歧视  

在北京的一位普通的社区女医生孙云环注意到农民工匮乏的精神生活后，就常人难以启齿的农民工“性问题”，两度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震动社会所谓“谁来解决农民工的性需求”的问题后，农民工的性问题的炒作被一度升温。

    更为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居然会在堂堂的中国，以一种文明且进步的工程正式启动。当吴仪副总理将安全套送到农民工手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一种幸运，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省当初实行娱乐场所实名制和对“小姐”体检的情景，中国的第一例艾滋病不是农民工，艾滋病的高发群体亦不会是农民工，为何要把“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这样严肃的事情，把重点首先放在农民工身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城市人眼中，农民工在性方面是不守规矩的，是最容易在外嫖娼或卖淫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农民工不懂得预防知识或缺乏买上几个安全套的人民币。

    以同样的逻辑思考所谓的“农民工性需求”问题，如出一辙，其主要出发点还是在于一些人只把眼睛盯在个别的农民工看黄碟，找小姐等现象之上，从而得出荒唐的性需求结论。农民工在性方面遭受歧视，在2005年农民工歧视问题上浓添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