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feng兄，这是您的大作吧，佩服佩服！

peter

伟大的独奏 严锋 一 十多年前，我看过张贤亮写的一篇北欧游记。当地主人邀他赴一音乐会。硕大的舞台上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拨弄一只小小的吉他，而台下成千的绅士淑女礼服笔挺，正襟危坐，肃然细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张觉得此情此景甚是怪异可笑，一定又是西方社会的病态之一。其实他还算幸运，要是不巧正好见识到朱利安·布里姆(Julian Bream)的独奏会的话，就更要挢舌不下了。这位英国头牌的吉他大师会用整整一个小时在耐心的听众面前把巴西现代作曲家维拉·罗伯斯(Villa-Lobos)十二首枯燥难懂的练习曲一口气从第一首弹到最后一首。 不能怪张贤亮无知，吉他这个乐器，本来就知道的人很多，懂的人很少。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一听说我会弹一点吉他，就会热切地要求：给我们唱一首歌吧！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的吉他不是歌星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冲锋枪般形状的东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无论是发烧友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总是把吉他视为雕虫小技，上不得台盘。这些年来，我所见到的真正喜欢吉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也弹吉他，难有例外。我私地下甚至怀疑其他乐器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种念头太过伤人，只能偷偷地在自己心里一闪而过。 我有幸见证过80年代席卷全民的吉他潮，那种狂热的景象，今天想起来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我走进过一间清华的学生宿舍，7个人的宿舍，墙上挂着7把吉他。当年我看过吉他教育家陈志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那时有3000万人弹吉他，这数目随便打个对折也够建立一个中等国家了。这支庞大的吉他大军里有学生，更有工人，农民，武警，老山前线的战士，回城知青，无业游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这恐怕是中国进入商品社会前夜的最后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了。那年头没有股市经商和各种休闲概念，全国人民一点也不缺空余时间，又刚刚从文革的文化饥渴中走出来，急于弥补被四人帮剥夺的素质修养教育，满怀着对先进文化的渴望，大家突然发现一把25元的红棉吉他就可以让我们找回失落的童年的全部梦想和进入新时代的文化资格证书，性价比高得让人难以抗拒。 我也是被四人帮耽误的一代，家里又有些音乐的传统，所以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股吉他热潮裹挟而去。我一开始上了个学校里的“初级班”，后来发现老师也是差不多刚刚从初级班毕业的，就跑回去自己琢磨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吉他师资状况大抵如此，大家基本上靠相互观摩切磋和自己苦思冥想来解决技巧问题。到头来各种自创的江湖招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所以要说吉他的演奏技巧流派，一定是我们中国最多。不过，这些无师自通，自创门派的学习方法，虽然乐趣多多，却难免走火入魔，绝大部分学习者到了一定的层次，苦无高人点化，便停滞不前，难以飞升。再加指上老泡连连，痛苦难忍，不免弦断琴弃，一句话：废了。唯有个别具绝世天资和惊人毅力的闭门练功者，不断勇猛精进，竟然实现有效突破，终于开山立万，成为一代大师，那真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观，这里暂且不表。 比起大部分半途而废者，我还算不错的，坚持了差不多有10年，其间开过普及吉他的讲座，参加过演奏会（均免费），最高成就是获得了1984年上海首届大学生吉他大赛的鼓励奖。在我个人的吉他生涯中，最初对我发生影响的是我家乡南通的成志国。志国是南通皮革厂的工人，我暑假回家差不多天天到他那里向他讨教，每次都看到他赤着膊在那里弹琴。我那时候最佩服的是他能弹“致爱丽丝”，而且弹的是足本，差不多原来钢琴上的每一个音符都在那里。那时候，南通吉他界有三巨头，志国是一个，大致排第三。坐第二把交椅的叫小卢，是个上海知青。我另一个弹夏威夷(Hawaii)吉他的朋友带我去见过小卢一次。一间极小的斗室，看上去宽敞明亮又气派，原来整整一面墙都是镜子做的，房间里装饰得异常精美，那格调和南通当地人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小卢显然是见过世面，操一口上海牌的普通话，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派头很大，说起上海吉他界某某是他朋友，北京吉他界某某也是他朋友，又说成志国的轮指是他教的（后来成志国坚决否认）。我弹了一首德里戈(Drigo)的小夜曲，他大为赞赏，说我把里面的一个减七和弦弹对了，他听到的所有人都弹错了。从小卢家出来，我朋友看我有点被他震住了，便笑着告诉我说，别害怕，他是南通航运学校食堂里的炊事员。 南通吉他界的老大叫华国强，他的技巧被传得神乎其神，他有个学生说他能弹“交响曲”，这个学生带我去过他家好几次，每一次都扑一个空，把我的胃口越吊越大。我后来才知道华是南通船厂的电焊工，扑空是因为他上夜班或加班去了。后来终于有一次我们把他堵在家里面了。老华也是上海人，那时候大约40来岁，但已是一副憨厚的老工人的模样。我们请他示范一曲，一开始他坚决不肯，后来勉强弹了一首朱利亚尼(Giuliani)的D大调回旋曲。我听了大吃一惊，不是因为他弹得好，而是他弹得实在是太差了，姿势，触弦，指法，无一不大错特错，唯有速度像飞一般。老华可能也感觉到我的惊愕，解释说他连连加班，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练琴了。老华说他学琴是在60年代文革中，那时候他在杨浦区某中学念书，那个学校有很多印尼的华侨子弟，他们差不多都会弹吉他。老华常去那些同学家玩，有一个弹电吉他（！）的同学把自己的木吉他借给了他。反正那时候也不上课，他就门窗紧闭在家里偷偷地苦练。这是非常担惊受怕的事情，因为吉他在文革中被称为“黄色乐器”，在乐器中是最被禁止的一种。我在上海出的《吉他之友》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写一个叫吕律的人，因为弹吉他被抓进监狱判了徒刑。吕律文革后做了上海提琴厂的技师。吉他为什么黄色？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初步结论是：1.吉他在西方曾经广泛用来为小夜曲伴奏，而小夜曲又是唐璜们在夫人小姐的窗下唱来作勾搭之用的。2.从形状上来看，吉他腰身婀娜，曲线玲珑，容易让造反派产生丰富的联想。要说黄色，我觉得夏威夷吉他的大滑奏也许还真有点那种嗯呀啊的意思，不算太冤枉。想当年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气声也曾让人浮想联翩，那也正是陈志先生用夏威夷吉他为电影《潜水姑娘》配乐，《甜蜜的事业》里面大用电子合成器的年代，这些音乐手法上的呼应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华国强说他们那时候就听过摇滚，一开始我还不太相信。后来我看到张宁在《自己写自己》里面写有一次林立果在车上打开立体声录音机，让张宁听摇滚乐，还骂旗手是“下里巴人”，我就想那时林立果张宁和老华们听的没准还是同一首歌呢。老华说那时候他们还同其他的吉他帮派搞地下竞赛，也没有裁判，就用掐秒表的办法，跟赛跑似的，同一首曲子，看谁用时少，谁就是优胜者。老华他们大概不知道，那时候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演奏家们（比如说卡拉扬Karajan）也在把所有的曲子越奏越快，好像要跟上这个疯狂的世界的节奏似的。 文革结束的时候，老华在四川插队，77年中央音乐学院到四川来招生，老华扛着一把吉他去报考了。主考官是吴祖强先生。老华使出浑身解数，超水平发挥，据说吴祖强先生也听得肃然动容。吴先生把老华单独叫进去，同他说，你弹得确实不错，可惜我们音乐学院只认可钢琴和小提琴的考试，而且我们没有吉他专业，没有一个吉他老师。我想，当时老华应该对吴先生说，柏辽兹不也是只会吉他不会钢琴的嘛？ （二） 那时候也有一些国外的“吉他大师”来华演奏讲学，最早的一个叫居梅，法国人。我看过他写的回忆录（http://www.jumez.com/html/book.html），说他77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时候，下面的听众好像都是通过政审合格才放进来的，没有人对他的演奏感兴趣。可是到他83年和87年访华的时候，中国的吉他热令他窒息，所到之处受的欢迎简直难以想象。在每一个旅馆，每一条大街上都有人向他欢呼。有人坐了6天的火车来听他的吉他音乐会。一个叫王星亮的女吉他手告诉居梅：他的演奏会录像在整整4年中平均每个月放一次，他在中国和国家主席一样有名。 居梅的电视录像我没看过，但是电台里放他的音乐会录音，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我参赛时候弹的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就是反复听他的录音学会的。我听过的第一次现场讲座是美国一个叫阿什比的吉他博士。讲学的程序是这样的：上海的顶尖吉他手轮流上台，每奏完一曲他就讲评一番，最后一个上台的是朱明宝，当时上海古典吉他的第一高手，已然是一派掌门的身份，他弹的是巴里奥斯的“大教堂”。阿什比说，你这个啊，节奏都不对，来，我们先把旋律唱出来，我来给你打拍子，1,2,3,4。我看看四周，好多都是朱明宝的学生。后来又让台下的听众提问。有人问阿什比，你对法国吉他家居梅先生评价怎么样？阿什比说，居梅？没听说过。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讲座很激动，后来见得多了，都是这种程式，也就有点疲掉了。唯有一次，一辈子难忘。那是1987年，一个叫雷蒙·科斯特的法国吉他家和他太太到上海开音乐会，也办了一次讲学，我们一个个上去弹给大师听，大师进行指点和示范。进行到一多半的时候，一个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叫赵长贵的年轻人上去，弹了两首曲子，一个是帕格尼尼的“浪漫曲”，一个是劳罗的“委内瑞拉舞曲第3号”。第一个曲子还没弹到一半，原本闹哄哄的场子突然鸦雀无声，大家完全被镇住了。两个曲子弹完，雷蒙先生有一会儿没能说出话来，我们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有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这显然是一个他事先没有能够预想到的插曲：眼前这个极为年轻的中国人不但会弹吉他，而且没准儿弹得比他还要好。后来雷蒙先生总算还是提了一条意见，他说赵长贵把帕格尼尼的“浪漫曲”弹得太浪漫了。他又问赵长贵在哪个国家留过学。长贵说他从来没有出过国。雷蒙先生就又不响了。要是他知道长贵连初中也没有读完，肯定会吓一大跳。 1989年，我回家乡工作，天天和弹吉他的朋友泡在一起。我们成立吉他协会，搞演出，还筹备了江苏省吉他大奖赛（后未果），不过最大的成就应该是把赵长贵请到南通来教了我们一个月的吉他。白天他在文化宫教初级班和中级班，到了晚上我们几个人就到他住的地方上大师班，常常吃住在一起。长贵比我们小得多，那时候还是一个大孩子，天性又活泼，特别喜欢开玩笑，但是一拿起琴，马上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大宗师的气度，让我们肃然起敬。长贵14岁学琴，迷琴迷得荒废了学业。长贵天份和悟性极高，我想他学琴没多久国内就不会再有什么人可以教他的了，后来那些惊人的技巧差不多都是他自己捉摸出来的。长贵弹起琴来音乐感好得不得了。从前有一次他到复旦来演出，就住在我宿舍里，一屋子人听他弹了一个晚上。我的室友屠友祥兄为人严谨方正，每天到教室自修雷打不动，一辈子没见他听过一回音乐，那天晚上竟然也挪不动脚步，不住地啧啧称奇。长贵在那时已经拿了几个全国性比赛的第一名。1995年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到中国，听了长贵的演奏，也“非常敬佩”，邀他一起合演二重奏。1997年长贵到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三地开个人独奏音乐会，《朝日新闻》和《现代吉他》对他评价很高。他还被石田音乐学院聘为客座教授。长贵是一个奇迹，当然荣耀也应该属于音乐。 长贵在南通很教了我们一些绝招，像移指，换把和左手音色的控制，那是我们技巧最突飞猛进的时候。为了准备参加江苏省吉他大奖赛，我那时一天到晚苦练一首叫“伟大的独奏”的曲子，那是古典作曲家费迪南·索尔(Ferdinado Sor)的代表作。我甚至严肃地考虑过将来以吉他为职业的可能性。结果大奖赛未能办成，我为吉他献身的热望也逐渐冷却。随着90年代的到来，吉他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的乐友们，有的下海，有的下岗，有的出国，大家各奔前程。我也只有偶尔在沐浴之后，在微凉的穿堂风中，胡乱拨两个和弦，拿一本旧的乐谱，随便视奏几个过去练过的小曲，温习一下自己的记忆。 1997年四月，我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接待我的是何莫铘先生。他家一楼的客厅中有好几样乐器，西洋的不去说了，二胡笛子也赫然摆在一个不知是关公还是灶王的雕像旁。慈眉善目的何太太是一个业余中提琴手。聊天的时候，我说起自己是吉他迷。何太太马上递给我一把吉他。我吃了一惊，因为我起码有六年没怎么碰过吉他了。但是这把吉他实在很称手，音色也好，我拨来拨去，连滚带爬地也就弹了一段塔雷加(Tarrega)的《阿迪丽达》。何太太听完了对何先生说：“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吧。”于是我就在何先生家住了三个月。 那时候我迷网络和电子音乐合成器很厉害，何先生何太太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一有机会就要加以猛烈的攻击。何先生老是说，像我这样整天泡在网络上，像烟鬼渴望鸦片那样地迷恋毫无人性的机器，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应该去弹吉他才是正经。 有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会迷迷糊糊地想起何先生的话。也许他是对的。 （三） 感谢赛戈维亚(Segovia)等人的努力，吉他在20世纪后半叶也开始登堂入室，像布里姆、帕肯宁(Parkening)这样的演奏家终于能够走进卡内基音乐厅，不少大学和音乐学院也都逐渐开设了吉他系。不过，吉他离开严肃音乐的主流还远得很，据我看来，永远也没有进入这种主流的可能性。音乐学院的教授看不起吉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吉他的音量很小，音域狭窄，和声对位的可能性同钢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吉他的演奏曲库很小，很少有真正一流的音乐家为它作曲。谭盾前两年倒是写了一部吉他协奏曲，我还没有听过。可是在吉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化平庸简陋为神奇的力量。吉他的这种神秘性在其他“主流乐器”那里还真不太容易体会到。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吉他是和人最亲近的乐器。一琴在怀，人琴一体，多少亲密无间！五指拨在六弦上，好像声音是直接从身体里发出来，了无滞障。心灵的最微小的波动，大脑的一丝闪念，也会最原样地传达到琴弦上。相比之下，钢琴就太笨重，太外在了，机械的装置太多。从琴键到击弦机，再到榔头和琴弦，这里面绕了太多的弯，太mediated，传达出来的心意难免要大大走样。小提琴也好不到哪里去，隔了那么长一条弓子，所以声音龇牙咧嘴的。我父亲辛丰年是个老爱乐者，他对吉他一直不是很感兴趣，可是有一回听了佩普·罗梅罗弹的巴赫“恰空”的改编曲以后，也大为惊叹，认为比小提琴原曲和钢琴改编曲要好。 吉他的音色有温暖的人性的光辉，变化多端，微妙异常，这里面的味道，最宜三五知己共聚一室，关门细听，于音乐大厅是很不相宜的，话筒更是它的死敌。当今电脑音乐技术突飞猛进，模拟钢琴之类的传统乐器，大多已能乱真，可是对吉他几乎是无能为力。我买电子合成器的时候，第一要听的就是吉他的音色，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像样的。这种不可模拟性也是对吉他的最好的颂扬了。 在我开始学吉他的时候，恰好也是老黑格尔(Hegel)和他那套路数开始不吃香了，大家受李泽厚先生等人的影响，开始往康德(Kant)那里靠，这种冷热的背后可以微言大义的东西甚多，不在话下。可就在大家开始唾弃黑格尔的时候，我有一天胡乱翻翻他的《美学》，结果在第三卷的末尾读到一段话，（天意啊，天意！）令我重新燃起对这位老先生的无限敬佩，而且要把这敬佩一直带进坟墓。我实在忍不住要在这里大抄特抄，因为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人有如此洞穿音乐本质的能力： 例如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听过的一位弹吉他琴的神手。他替这种卑微的乐器作了一些缺乏艺术趣味的军乐曲。如果我记得不错，他原是一个纺织工人，同他谈起话来，他显得很迟钝，沉默寡言。但是一旦他弹起琴来，人们马上就忘掉他的作品（乐谱）缺乏艺术趣味，正像他忘掉他自己那样。他把他的整个灵魂都放在吉他琴里，仿佛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演奏比他自己在声音中倾吐心灵的演奏还更高明，因此他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这样一种熟练的演奏在登峰造极时不仅显出值得惊赞的对外在事物的驾驭，而且也显出内心方面的毫无约束的自由，因为演奏者以游戏的态度克服了像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巧妙地耍出一些花招，加一些穿插，突然开一个俏皮的玩笑，在他的独到的发明创造中，连离奇古怪的东西也变成值得欣赏的。一个贫乏的头脑当然不能创造出独出心裁的艺术作品，但是天才的艺术家却在这种作品中显出他对乐器的神奇的掌握，他的熟练手腕知道怎样去克服乐器的局限性，往往可以在这种乐器上奏出和其它乐器完全不同的声响，大胆地证实他在克服乐器的局限性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听到这种演奏，我们就欣赏到最高度的音乐生动性以及其中神奇的秘密，这就是一个外在的工具居然能变成一种完全活的工具：这时我们就看到艺术家内心的构思以及凭天才想象的演奏手腕在瞬息间的神思焕发中和一纵即逝的生活中，象闪电似地突然涌现在我们眼前。 这段话实在是精彩，老家伙竟然如此感性，他懂吉他，他真懂吉他！而这一懂非同小可，直接就把这世上的一个惊人的艺术秘密给点破了。谁说老黑格尔只懂绝对理念？谁又敢说吉他里面没有绝对理念？

yanfeng

Peter兄，不好意思，这是我为一个非吉他类的白领杂志写的，所以有点乱写，我想那一类读者肯定也不感兴趣。最近贴到吉他中国，受到一些鼓励，感觉弹吉他的朋友才是真正的知音。 你写的对世界名琴的介绍，那个才是真正的行家的手笔，读了非常过瘾，也非常耳馋。说老实话，我本来根本没有买高档琴的念头的，看了你的文章，被吊足了胃口，开始动年头了。 看了你前面弹钢琴音色的，我有一篇谈钢琴的，索性也贴在这里献丑吧。我以前对钢琴的声音一直有很大偏见（主要是因为太喜欢吉他的音色了），可是这两年对各种钢琴的音色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好琴 世上的声音，少有美如钢琴者。 我父亲是个钢琴的终生热爱者。1949年，他随大军南下，一直打到福州。到了福州没过几天，他去国立音专拜访唐学咏教授，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名琴，可以饱饱耳福。 门房把这位“大军同志”带到了一幢两层的小楼底下，告诉他唐院长正在楼上弹琴，请他稍候。我父亲听到楼上传来了上好的风琴的声音，其音色令人难忘。不一会儿，唐学咏先生下来了，对这位陌生的解放军同志的冒然造访访，好像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奇，听我父亲说要听钢琴，就把他带进了学校的礼堂。唐先生指着一架钢琴告诉他，这是斯坦威的baby grand，声音“excellent, excellent”。唐先生是留法博士，他的这两声“excellent”，至今留在我父亲的记忆当中。 我父亲热衷于收集与钢琴有关的一切资料，从乐谱、广告，到钢琴厂的图纸，这多少是一种画饼充饥吧，因为好琴如斯，却必须等到62岁的年龄才有能力购置生平的第一架钢琴，并开始自己的学琴生涯。那是上海80年代生产的某个最糟糕的牌子中最便宜的一种，声音非常恶劣，我父亲却视之为珍宝。 我们家的这架劣质琴长期以来一直使我对钢琴的印象不佳，使我以为钢琴的声音就是榔头敲铁轨的工业化的声音，不但大而无当，而且冷得不近人情。可是后来有一次机遇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钢琴的看法。那是几年前在挪威的时候，主人的太太请我去一个廉价的小型音乐会，地点在一个展览馆的二楼（一楼在举办免费的历代摩托车展，其中有一辆比一座房子还大的老摩托），约两百多平米的一个场子，大家随便坐，也没有什么台子。我们挑了一排的位子。那天的节目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那天的歌到底唱得怎么样，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那天伴奏的琴声却对我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坐得很近，可以听到每个音符都晶莹，饱满，生气贯注，好像比歌声更像歌声。听到浓快处，只感到温暖的和弦的波涛一浪一浪地涌来，令人产生轻微的晕眩感。 演出终了，我好似大梦初醒。信步走到琴旁，记住了这架琴的牌子：贝希斯坦（Bechstein）。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欧洲名琴，老鲁宾斯坦和施那贝尔心爱的品牌。同去的老太太见我情绪高涨，便鼓励我试弹几声。我不太好意思动手，可又实在经不起诱惑，几番犹豫，最后伸出一只手指头，摁了一只白键中央c。信不信由你，这个c4弹下去以后，足足响了有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我站在那里，就像易师爷听任盈盈试奏“笑傲江湖”那般丧魂落魄。这是无与伦比的一分钟，足以载入个人的史册。 结论：钢琴音乐会，如有可能，尽可能坐第一排。音乐会结束后，如果没有危险的话，尽可能上去摸两下，哪怕是只弹一个音符。这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1998年10月，陈思和老师在日本一桥大学演讲，我躬逢其盛。休息的时候，会议主持者坂井洋史先生喊住了我，说演讲厅隔壁有一台贝希斯坦，声音好得很，问我想不想试试。那还用说吗？可惜这只是一台baby grand，音色比不上我在挪威听到的那架琴。 所谓“baby grand”者，袖珍型的 grand piano也。而grand piano在汉语中有无数译名：大钢琴，三角钢琴，三角大钢琴，平台琴，音乐会钢琴，等等。这些译名，无一得当，没有一个能传达出grand这个词辉煌灿烂的王者气象。在西方，piano基本上就是grand piano。所谓立式钢琴（upright piano），只是小可的勾当，上不得台盘。 一部钢琴史，我们一眼望到的是无数名家名名曲如星河般耀眼璀灿。可是有多少人会记住一代代的制作公匠为完善钢琴音色，穷尽各种方案，不惜一切代价，呕心沥血的努力。钢琴的制作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进步，发展到今天，即以其中的钢弦而言，先要用铁丝在电炉中加热至华氏2000度左右，送入铅缸中冷却，冷却后进行表面化学处理，然后送入钢制线模中进行拉制．经过多次反复拉伸后，当铁丝的直径接近钢琴弦的粗细时，再用钻石线模进行精拉制，这一切都是在电脑的控制下进行的。一架9英尺的德国波森道佛（Bosendorfer）钢琴，有1万8千个部件，琴体承受20吨的巨大压力，总共经过48道工艺，堪与飞机的制作相媲美。 一部钢琴制作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另类的折射，几乎成了国力的象征。先是英国琴，法国琴，德国琴的龙虎争霸，然后美国琴后来居上。1900年，随着明治维新的完成，日本制造出第一架雅马哈立式钢琴。1950年，第一台雅马哈grand piano问世。1967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琴生产国。到八十年代以后，韩国又逐渐取代了日本的位置。 我们又怎么样呢？以前一直是非常可怜。但是广州珠江厂这两年在国际上异军突起，其旗舰产品GP275据说已能与任何世界名牌相媲美。大师贝尔曼（Berman）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定用琴。看来我们真的是腾飞了。 一架上好的钢琴（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我这里说的都是grand piano，grand piano！）也从来都是富人的专利，暴发户的家具。霍洛维兹的琴是斯坦威（Steinway）公司为他定制的，价值50万美元。一架波森道佛275型9英尺琴，价值17万5千美元。那种庞然大物，你就是买得起，家里也放不下。家里就是放得下，邻居也受不了。 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一旦喜欢上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就会想着怎么把它搞到手。不过，就凭我那18平方的斗室，万把块钱的年收入，grand piano......太疯狂了吧？ 怎么说呢，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们身处的难道不是一个疯狂的奇迹年代？我们难道不是有无所不能的电脑吗？我在说胡话吗？ 让我从头说起吧。早在1992年4月，我就怀揣着一生的所有积蓄，南下广州，从一家半非法的电脑公司买回了很可能是上海的第一块电脑声卡，插在我的286电脑里，让上海的业余电脑界小小的轰动了一把。这块当年让我倾家荡产，如今50块钱也卖不出手的声霸卡一代，可以用来作曲奏乐，也可以用调制波形（FM）的方式模拟钢琴、小提琴、吉他等等的音色。我用几天的时间，输入了巴赫三声部创意曲的最后一首。我请几个朋友来家里欣赏这部杰作。听了还不到半分钟，一个朋友就嚷嚷：“这不是魂斗罗吗？”。 《万象》的读者，十有七八是不会知道“魂斗罗”的，自然也不能体会到这句话对我和巴赫的侮辱。当时我在此曲中用的便是“钢琴”音色。可是，不能不承认，我的朋友一语道破了我的“钢琴”极为浓烈而又可笑的电子味道。 也许是偏要和那个魂斗罗的玩笑赌气吧，从此我开始梦想在数码世界里追求逼真的乐器声。这是一条充满诱惑的不归路。希望是巨大的，路途是遥远的，代价是可怕的。先是声卡一次次升级，然后是买高档电子琴，再把电子琴换成电子合成器，再为电子合成器配上越来越好的音源。我热切地关注电子乐界所有关于数码模拟合成技术的发展。从调制调频，到波形采样，再到物理建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琴”不同。毫无疑问，我用电脑合成的“钢琴”的声音一年比一年逼真，到1997年，我的“钢琴”已经到了能够蒙骗音盲的程度。再也没有人敢对我说这是魂斗罗了。可是，对音乐爱好者来说，这种数码的虚拟和现实的差别依然就像白天和黑夜那样分明。 真的山穷水尽了吗？1998年，我看到一则爆炸性的消息：Nemesys公司完成了划时代的范式转变，他们利用新一代高速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用软件来模拟传统的硬件合成器，只用一台电脑，一块声卡，就能达到传统电子合成器无法梦想的超级拟真度。他们第一个模拟的就是雅马哈的C7钢琴，接着又推出了模拟的波森道佛275钢琴和斯坦威B型钢琴。 高速电脑？我有。声卡？我再升级一次。Nemesys的钢琴软件？5月的一天，三张金灿灿的光盘从德国寄来，一张是雅马哈C7，一张是波森道佛275，一张是斯坦威B. 把光盘放进电脑，把76键的带力度响应的MIDI键盘和电脑接好，插上脚踏板，把声卡的输出口同功放和音箱连起来，打开开关，摒住呼吸，好，开始弹，开始弹......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的眼中饱含热泪，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18平米的斗室中回荡着从我手下流出的（三架）世界名琴的声音。这完全是梦中都不应该有的图景，如今已经的的确确成为现实，或者说是“虚拟现实”。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身边有我父亲辛丰年和资深爱乐者吴维忠。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我父亲来说，拥有比唐学咏先生的斯坦威baby grand还要“excellent”的音色，而这音色竟然来自我自己组装的丑陋不堪的电脑，这是令人极为欣喜而又极其难以接受的事情。啊，原来闻名而不闻其声的波森道佛琴的音色就是这样的。 那个9英尺长（确切地说应该是9英尺“厚”)的波森道佛275，是欧洲如今硕果仅存的超级名琴之一。此琴在十九世纪声誉鹄起，正得力于李斯特的表彰，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发现除了波森道佛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琴能够经得起他狂风暴雨般的撞击。鲁宾斯坦当年在维也纳，指名一定要用贝希斯坦琴，结果人家帮他运来的是波琴。坏脾气的大师大怒，在别人的一再恳求和解释下，勉强试弹了一下，结果立刻转怒为喜，并和创制者波森道佛本人结成好友。波琴音色朴实、醇厚、沉稳，恰如德奥的古典传统。事实上它也特别适合德奥的曲目，并深受欧洲钢琴家的喜爱。安德拉·希夫（Andras Schiff）, 伽利克·奥尔森（Garrick Ohlsson）、 顾尔达（Gulda）、巴克豪斯（Backhaus）、布索尼（Bussoni）都是它的追随者。 斯坦威B型琴，6.8英尺，声音华贵甘美，清丽照人，极富浪漫情怀。你若到世界各大音乐厅去走走，定会发现十有七八是斯坦威琴。斯琴毫无疑问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追随者的队伍和最顶尖的琴手。鲁宾斯坦在他的回忆录里谈了不少他和斯坦威恩恩怨怨的趣世。古尔德用的也是斯坦威。 雅马哈C7型琴原先是用象牙做琴键，现在当然是不可能了。国内一些音乐界人士如今偏爱河原（Kawai）型琴，不太看好雅马哈。雅琴在国外也常为人所垢病。其实雅琴明亮华丽，手感很好，质量稳定。连里赫特这样的大师也把它作为自己的演奏用琴，可见其自有过人之处。 是的，这些大三角平台音乐会演奏琴都在我屋里，我忍不住又要重复一遍，在我手中，可以装进直径10厘米的金色小圆碟，还可以装进信封寄走。更多的名琴的数码复制品，更为逼真优美的音色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布吕特纳（Bluthner）、施美尔（Shimmel）、霍夫曼（Hoffman）、鲍德温（Baldwin），等等等等。期待着越来越逼真的数码复制品，这也是期待一种完美，期待一种绝对。这种期待会以对现实的彻底遗忘为代价吗？真的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世上所有的名琴统统用数码的方式一网打尽吗？也许吧。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这完全是末日的景象。科学乐观主义者则会用钢琴的历史来教育别人和安慰自己：科学一点也不可怕，科学可以促进艺术，可以带来新的艺术。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哪？看看钢琴的变化和发展吧，钢琴音色的提升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同工业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的。 对我来说，只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定然不知天下何为真，何为幻，不知是我们弹琴，还是琴在弹我们，不知是喜，不知是悲，不知今夕是何年。

peter

yanfeng熊真乃我爱乐之知音啊！ 关于Richter为什么选择Yamaha钢琴的缘由，他自己解释说，只有Yamaha能够弹出他想要的那种极弱音。这个对大家挑选吉他也有帮助啊，不能只看他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还要看在弱音的时候它的音色表现如何。 冒昧请教令尊大名？

木心

嚴兄啊嚴兄~~您寫的好文章~~真的感動了我們好多次~~真的呢~~

木心

以下是引用peter在2003-2-21 16:34:59的发言： yanfeng熊真乃我爱乐之知音啊！ 关于Richter为什么选择Yamaha钢琴的缘由，他自己解释说，只有Yamaha能够弹出他想要的那种极弱音。这个对大家挑选吉他也有帮助啊，不能只看他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还要看在弱音的时候它的音色表现如何。 冒昧请教令尊大名？

PETER兄~~文章里嚴兄說過父親是讓呀~~“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身边有我父亲辛丰年和资深爱乐者吴维忠。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我父亲来说，拥有比唐学咏先生的斯坦威baby grand还要“excellent”的音色，而这音色竟然来自我自己组装的丑陋不堪的电脑，这是令人极为欣喜而又极其难以接受的事情。啊，原来闻名而不闻其声的波森道佛琴的音色就是这样的。”

木心

以下是引用木心在2003-2-21 20:47:33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peter在2003-2-21 16:34:59的发言： yanfeng熊真乃我爱乐之知音啊！  关于Richter为什么选择Yamaha钢琴的缘由，他自己解释说，只有Yamaha能够弹出他想要的那种极弱音。这个对大家挑选吉他也有帮助啊，不能只看他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还要看在弱音的时候它的音色表现如何。  冒昧请教令尊大名？

PETER兄~~文章里嚴兄說過父親是讓呀~~“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身边有我父亲辛丰年和资深爱乐者吴维忠。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我父亲来说，拥有比唐学咏先生的斯坦威baby grand还要“excellent”的音色，而这音色竟然来自我自己组装的丑陋不堪的电脑，这是令人极为欣喜而又极其难以接受的事情。啊，原来闻名而不闻其声的波森道佛琴的音色就是这样的。” [/quote] 嚴兄真是文人呀~~從您的筆下~~流露出淡淡的真情，看起來不是很農，卻讓人回味無窮呀~~再貼一篇嚴兄的文章~~摘自中國新聞網《辛丰年其人》 辛丰年其人 -------------------------------------------------------------------------------- 2000年10月27日 10:44 　 　作者：嚴鋒 　　辛丰年是怎么樣的人呢？比較難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辛丰年不是什么開始。辛丰年不是音樂家，不是音樂評論家(在中國，音樂評論家還沒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評論家，不是學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因為他的學歷是初中二年級輟學，在今天，無論去哪里應聘，都會比較麻煩。 　　讓我們直奔本質吧：首先，辛丰年是一個老干部。這樣說可能稍微有點剎風景，特別是在辛丰年的讀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學生、音樂愛好者和白領麗人組成的風雅隊伍，這些人大概寧愿把辛丰年想象成頭戴無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騷客，就像徐遲那么英俊──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辛丰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瘦老頭子，頭發花白而不多，面目質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裝非中山裝的廉價舊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跡，這是因為每天要做很多家務活的緣故。 　　其次，辛丰年是一個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國家開始實行行政級別制度的時候，一勞永逸地定為十五級。官職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長(因為是軍職，所以比現在的副科長可能稍微值錢一點)。辛丰年大概是很不會做官，因為到他“文革”被打倒為止，似乎從來就沒有被提升過。但是，從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戰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個對工作極為勤勉認真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無比信仰，對革命事業無限熱忱。真的信仰和熱忱。據我看來，這種信仰到今天也沒有絲毫的改變。 　　辛丰年又是一個老軍人。辛丰年雖然一九四五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可是一個壞人也沒有殺過，因為他先做文化教員，后來又到文工團，也不過是演演《李闖王》(好像是阿英寫的吧)中的顧君恩這類的小角色，據說上場的時候還忘了摘手表。我后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會打槍，但他說他曾經用機槍掃射過──當然是打靶。從前家里有一個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戰役紀念章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三等軍功的獎狀。不過，任何一個當兵的，差不多都會有類似的玩意吧。無論如何，辛丰年身上軍人的痕跡還是很濃的，在六十歲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廁所。另外，有時候說話間也會帶出一些當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書是和軍隊有關的：從拿破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聶榮臻回憶錄。我的弟弟和我從小就是看《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和《志愿軍一日》這樣的書長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來是個逍遙派，因為看不慣一個在他們軍區的林彪死黨的飛揚跋扈，說了几句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來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于是他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區區的)職務，發配回他的老家監督勞動。那個地方叫作××省××縣××區××公社磚瓦廠。 　　其實，那樣的生活并不見得比現在的生活壞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實也是農民)和干部對他還是不錯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飯，辛丰年就會牽著兒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鳥兒在晚霞里歌唱，風吹著家家戶戶的竹林沙沙作響，這時辛丰年就會對兒子講米丘林、高爾基、聯共布黨史、布瓊尼的第一騎兵師，一邊對迎面打招呼的農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班的話，就會讀魯迅和《英語學習》之類的書。從福州帶到鄉下的竟然也有兩三百本。看書看得吃力了，就會拿出小提琴來拉上几段，最經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歡的音樂之一。經常還拿出歌本來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區新華書店新買的《戰地新歌》和從福州帶來的一些戰爭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 　　當琴聲和歌聲響起來的時候，窗子上就會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張張好奇的臉。這多少有點類似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寫的一些情景。 　　廠里面有一個文藝組，辛丰年常帶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個小屋子里的所有的樂器，辛丰年都會。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過，就像羅契斯特先生對簡愛小姐的評價那樣，都是“只會一點兒”。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過我從來沒有聽他彈過，那年頭上哪兒去找古琴？ 　　我當時對辛丰年最佩服的是，他每買回來一本新的歌集，就會拿著它很快地連詞帶譜從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們在小學里，還要先學唱樂譜再學歌詞最后合在一起唱。辛丰年告訴我，等我再大一點，就教那一絕招。我早已夠大的了，到現在也還沒教，不過，就像他一樣，那種看譜唱歌的辦法我也已經無師自通了。 　　我在九歲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極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夠自己什么時候也能閱讀家里精裝的兩大厚本俄文版的蘇聯電影作品選集。里面像《夏伯陽》、《彼得大帝》、《革命搖籃維堡區》之類的，應有盡有。當這種渴望變得不能忍耐的時候，辛丰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譯，他口述，我記錄。第一部翻譯的就是《夏伯陽》。我至今還記得這部偉大的電影的所有細節，從一開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 　　按道理來說，林彪倒台了，他就應該平反了，事實也是如此，但卻滯后了好几年。也難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這樣的小人物不排排隊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兩個軍人來到了磚瓦廠，帶來指示：辛丰年恢復黨籍，就地復員安排工作。這只能算部分平反，還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經要算他一生中最歡天喜地的日子了。草屋改成了磚屋，一下子工資狂漲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點肉是不成問題了。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前夕，終于徹底平反了。當組織上征詢他的意見的時候，五十三歲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因為在一九七六年，還完全沒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動中心這樣的概念，如果你沒有單位，就沒有人來管你，也就沒有人來考慮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類的問題。在進××市的時候，地方上給了兩間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沒人來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強，官復原職，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大好時機，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奪回損失，不過是另一種損失。退休手續一辦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擔，用補發的工資到新華書店里去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了回來。魯迅全集、資治通鑑、藝苑掇英、文物雜志……要看的書實在是太多了，怎么來得及呢？連吃飯的時間都只好也用來看書。 　　還有音樂。從前的几百張唱片早已以五分錢一斤的價錢處理掉了，但是朋友們告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南朝鮮有一個短波台每天有七八個鐘頭的古典音樂。這正好可以考驗剛買的海燕收音機。雖然還是心有余悸，畢竟天氣已經放暖了，天時地利人和，年輕時代的愛好大有一發而不可收再度噴薄而出的氣勢。不過，收聽敵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須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機旁，每個曲子的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必須手腳飛快地把音量調到極輕，以免屋子外面的人聽到那朝鮮語的對樂曲的解說。總之，鏈式反應開始發生了。南朝鮮台的古典音樂聽了一遍還不過癮，于是就去買了一台上海錄音器材廠的601型盤式錄音機，一個在當年駭人聽聞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台。有了錄音機，當然磁帶就開始堆積起來，為了整理雜亂無章錄下來的節目，另一台601也被請回家來。好在剛平反，好像錢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再過兩年，中國開始醞釀驚天動地的巨變，雖然當時人們大多還蒙在鼓里，對喇叭褲青年手上拎著招搖過世的收錄機播送的新世紀的福音還沒聽出個名堂來，辛丰年的耳朵卻准確無誤地捕捉了這些四喇叭收錄機傳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們的聲音毫無疑問地使601的音質變得不堪忍受。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那台夏普AP9292千里迢迢從轉手買者那里來到我家的那一天，辛丰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來把隨機的試音帶(一些火車的聲音和“綠袖子”)聽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機器上大大小小閃爍跳動的紅燈和兩尺寬的“立體聲”給徹底迷住了。順帶說一下，辛丰年對各種機器有很濃的興趣，這種興趣也傳到了我身上。 　　接下來就開始了每天大錄特錄上海調頻廣播台的時代。如果去上班的話，大概是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還有調頻這樣美好的音質，9292居然能在當地相當不錯地收到上海的調頻節目，而上海調頻台在那時居然推出了那么多優秀的古典音樂，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記憶。 　　夏普四喇叭收錄機，成了辛丰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響設備，而上海調頻台則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帶和立體聲唱片太貴(當工資隨著物價開始起飛的時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漸跟不上形勢了)，CD還是傳說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時候，傾聽都是一種等待，吃了上頓不知下頓。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擁有了第一台CD唱機──還是WALKMAN的！因為過度的使用，那台收錄機后來的模樣慘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鈕都已歪歪斜斜，機殼由原來的銀色變作漆黑──感謝辛丰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窩煤球爐里發出的煤氣。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狀態，辛丰年在一開始就有他的對策，化聽為讀，買不起唱片，還買不起樂譜嗎，尤其是“光華出版社”的樂譜？讀譜的樂趣是難以想象的。一張樂譜，可以演繹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頭腦當中。不過，光有樂譜，畢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樂器擺弄一番，豈不更妙。辛丰年剛剛平反回城，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買了一架五組的腳踏風琴。到一九八六年，他終于花兩千多塊錢買來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鋼琴(我相信他還會有一台的)。在六十三歲的年齡，一個人開始學鋼琴，不是從599開始，也不是從湯普森開始的，而是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但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反正不會有人在一旁大聲呵斥，也沒有什么作業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師，而且還有一套自己想出來的、相當不錯的、完全排斥練習曲的教學思想和方法體系，想彈什么就彈什么，想彈到哪里就彈到哪里，想怎么彈就怎么彈，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過如此這般的學鋼琴的樂趣？技巧跟不上，速度達不到，難的地方彈不出來？沒關系，雙手夠不著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補充。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家里的人。 　　在這時，鋼琴狂熱開始席卷全國，小朋友們的苦日子正在來到。有的家長們聽說當地有一個懂音樂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帶到辛丰年的家里讓他指點。其實老伯伯也不過是小朋友們的老同學罷了，不過，小同學們來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樂的日子，那種等待的心情，簡直就是望穿秋水。聽小朋友們彈克萊門第、庫勞、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賞心樂事。 　　回顧辛丰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為止，用一般的標准來看，可算是乏善可陳。如果和祖上的功勛比一比，簡直就是一個失敗者。辛丰年的父親，當年也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小軍閥，據說曾經把孫傳芳從死人堆里背出來，做過孫的混成旅長、上海戒嚴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后來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對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這種原罪的意識，從四十年代接觸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盡苦頭，一直到發家致富光榮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的祖母和姑媽都曾經同我說過辛丰年年輕的時候如何盡可能地不讓佣人服侍他，自己動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丰年從上海乘小船來到蘇中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并把辛丰年這個名字改了，以示脫胎換骨之意。 　　在辛丰年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投軍的背后，我感覺到的是一種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辛丰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在后王朔時代，當“愛”這個字眼和“屁”成為同義詞，淪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時候，我抱著一絲寬慰和感激的心情，發現現實中居然還有一個雨果小說里才可能出現的人物，而這個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說，大家一起在看電影《啊，搖籃！》，看到里面十四歲的小保育員湘竹(馬曉晴演)因為保護孩子們而中彈犧牲的鏡頭，就會突然大哭起來。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偷偷一看，原來是他在看李輝寫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來。一九九二年，辛丰年拜訪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就住在賈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飯的時候，賈先生談起了賈師母為了他的冤案而被發配青海受難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淚，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與這種不可遏制的對苦難和弱小者的同情相連的，則是仇恨，對人間一切丑惡現象的憤怒。在有的時候，那種正義的觀念會使他顯得不近人情。他有兩個老朋友，我們姑稱之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對朋友A做了無恥的欺騙和出賣的事情，此事與辛丰年完全無關，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徹底斷交，從此不說一句話。而朋友A呢，因為是一個寬容的老好人，還是和B保持著面子上的來往，并對辛丰年的這種斷然決然的態度不以為然。 　　辛丰年就是那樣一個極端的好人，好到音樂的程度，好到“此曲只應天上有”的程度。 　　前面用“失敗”來形容辛丰年的一生，看來是言之過早，好戲還在后頭哪。八十年代中葉，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鎮先生(章品鎮先生就是當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個人)推荐他為三聯寫一本關于音樂的小冊子《樂迷閑話》，這本書在當年沒有什么人注意，都以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樂通俗讀物中的一種，后來又成為大家搜求的寶貝。在這過程中，就結識了三聯的宋遠先生，后來就開始為《讀書》寫稿，開設了《門外讀樂》專欄。這以后嘛，就是歷史了。 　　慢慢地名氣就大了起來了。朋友在把我介紹給別人的時候，逐漸也就會加上一句“他的父親就是辛丰年”。不過，在家鄉，在朋友的圈子中間，這么多年過去了，卻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丰年就是××，××就是辛丰年。他自己是不會說的。后來也有崇拜者從外地趕來拜訪，卻不得其門而入，跑到市文聯去打聽，滿以為一定會有頭緒，卻沒有人知道辛丰年就在本地。 　　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漲，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 　　辛丰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樣？雖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還是要保留我的看法。總的來說，他的文字精練而老辣，但是過于錘煉，文氣太緊，信息量過于密集，總是夢想把大量的內容濃縮在最少的文字中，辛丰年是直截了當地把一杯煉乳端給大家。 　　這也是迄今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寫得太吃力。早上五點多鐘就爬起來，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把爐子點燃，燒上一壺開水，然后拄著拐杖，拎著菜籃子到離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場去買小菜，回來的路上買好兒子媳婦和孫女的早點。其實這兩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們的工作都不錯，自己稿費也有一些，請個保姆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種根深蒂固的對剝削階級人壓迫人生活的永恆的厭惡。回到家，聽完早新聞，就開始伏案寫作。他總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認認真真地用圓珠筆重新謄寫一遍。 　　不過，影響辛丰年寫作高產的原因最主要還不是因為繁重的家務和反復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兩大塊時間，他還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時間他在干什么呢？看書，無止境地看書，吃飯的時候也捧著書看。從前他什么書都看，六十歲以后，基本上只看歷史方面的書。也許將來他會寫一部有關歷史的書。辛丰年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聽音樂的時候絕對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聽音樂就是聽音樂。這樣一來，時間就更少了。 　　在辛丰年牽著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講魯迅文章的年代，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來，改革開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名公巨匠著實見識了不少，福柯哈貝馬斯也生吞活剝了不少，少年氣盛，漸漸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老頭子過時啦，跟不上形勢啦，太保守(太激進？)啦，等等等等。但是，現在我早已過了而立之年，逐漸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點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學上的說法就是“回到辛丰年”。我冷眼看來，熱眼望去，看來望去，左看右看，竟發現，在這個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對知識和真理的純真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對待名利的冷漠態度而言，還沒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發現這一點，我既覺得悲哀，又覺得寬慰，還感到驕傲。(摘自《天火──〈書屋〉佳作精選》) 　　

yanfeng

呵呵，木心兄怎么给你找出来的，GOOGLE吧。这是删节本。我给你个原本。

木心

嘿嘿~~嚴兄~~木心是找資料的好手~~ to peter~~把這些優秀的文章~~放到頂上吧~~那篇偉大的獨奏~~呵~~我真的看了不下十幾次了~~很感人~~

yanfeng

木心兄，作为一个香港人，你的称赞让我有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写的这些文章里有作为大陆人在特定年代一些特殊的个人感受，我本来以为只有经历了那些困难和折磨的人才有切身的体会。 还是要感谢音乐，能够穿越地域，文化的差异，和时间的阻隔。 这些文章请千万不要置顶，因为在“吉他中国”上已经放得时间太长了，大家肯定早已厌倦得要命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2-21 21:34:46编辑过]

木心

以下是引用yanfeng在2003-2-21 21:30:54的发言： 木心兄，作为一个香港人，你的称赞让我有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写的这些文章里有作为大陆人在特定年代一些特殊的个人感受，我本来以为只有经历了那些困难和折磨的人才有切身的体会。 还是要感谢音乐，能够穿越地域，文化的差异，和时间的阻隔。 这些文章请千万不要置顶，因为在“吉他中国”上已经放得时间太长了，大家肯定早已厌倦得要命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2-21 21:34:46编辑过]

嚴兄~~其實~~我家鄉在雲南大理呀~~我去了香港13年了~~我是在雲南自己學吉他的~~我爺爺會一些，但全是彈些印尼歌曲，呵呵~~記得我10歲時，聽他彈了一些曲子，我也開始學學吉他琴，只是玩一會，直到一年，我13歲了，這時，剛開始改革開放，這吉他怎麼一下子就傳到中國來，全校的男生，有一半都去學吉他。 我從郵局匯款到程志吉他學校買了教材，那時的北京程志吉他學校，對~~就這個名，沒錯，他們寄了些教材和錄音帶來。我對著書，慢慢的學。 后來，來香港，是89年，剛工作一個月，第一個月的薪資，買了一支yamaha琴，一直還在呢，不過，不彈這琴了~呵呵，想給它買個琴盒，好好的讓她在盒里養老! 現在，近兩年，因工作實在太忙，我都沒時間練琴了，好多曲子都不會彈了呢，等等吧，心里總這麼想，到我的工作和網站穩定下來，我一定好好的練琴呢! 嚴兄，有幸認識您，其實，一直想認識你，呵呵，您要能讓我幫上忙的話，我定然義不容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