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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春林
1876年的一天，一位叫沃森的美国青年兴奋地冲出屋子，一路大喊大叫着，我听到贝尔先生的声音啦，我听到贝尔先生的声音啦。原来，这位贝尔先生就是2002年前一直被视为电话的发明者，而他在电话中说的那句话也成了载入史册的名言：Watson, come here, I want you。之所以说那是2002年前的情形，是因为美国国会在2002年6月15日发表一项决议，确认一位叫安东尼奥·穆齐（Antonio Meucci）的意大利人乃是电话真正的发明者。决议中还讲到一个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穆齐先生虽然致致圪圪于他的发明研究，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位瘫痪在床的太太。然而，也许正是这不幸才成就了他的发明，当然那已经是一个迟到的承认。在他研究电击疗法的时候，他发现铜丝可以传递声音，他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想办法在他妻子的房间和他的实验室之间取得联系了。他终于成功了，于是，在1860年，他公开演示了他的能说话的通信器。也许命运真的待他太不公平，一次船难又将他严重烧伤，穷愁潦倒的他再无法继续自己的实验，更无力支付250美元的永久专利注册费。于是，两年后，贝尔注册成功。穆齐愤而诉讼，可惜“时不我予”，两年后，这位潦倒一生的穆齐先生驾鹤归西，贝尔也就成了当然的专利拥有者。善良的人们自然要感叹，天道何以如此厚此薄彼地失诸公正。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贝尔和穆齐曾同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据美国有关部门推测，贝尔除了犯欺诈罪外，还涉嫌“剽窃”。可是，有意思的还不仅止于此。当该决议颁布之日，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自然高兴不已，加拿大人却不高兴了（贝尔并非加拿大人，而是苏格兰移民，个中缘由实在莫名其妙），加拿大政府指责美国国会为了政治目的任意篡改历史（历史真的如拿破仑所云，只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至于加拿大人所谓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也不得而知），于是，他们就在6月21日也颁布一个针锋相对的决议，重申，电话的发明人乃是贝尔。难道加拿大政府要为贝尔先生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无力去探求。但是，这个疑云重重的电话发明史却给了我不少启示和灵感，我突然发现，伟大的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竟然用一部电影揭示了电话的意义和法律的本质，这部电影就是《红》。本文将探讨的主要是前者，至于法律的本质，我将另文分析。
《红》是基斯洛夫斯基著名的三部曲《红》《白》《蓝》的压卷之作，也是他的天鹅之歌。对该三部曲的理解，大多是将它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主题相对应，《红》所体现的乃是“博爱”。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就字面意思去简单地理解这两个字，实际上基斯洛夫斯基对它的思考要深邃许多。表面上看，女主人公范伦缇娜应该是充分体现“博爱”的人物，但基斯劳斯基却说：“范伦缇娜愿意替别人想，但是她总是以自己的观点为别人着想”。但这不是她的错！基斯洛夫斯基紧接着解释道：“她只能如此，就像你我也无法用别的观点来看事情一样”。而更尖锐的问题则是：“即使当我们在付出自我时，难道不只是因为我们想博取美誉吗？这个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所以，倘就这一角度而言，基斯洛夫斯基对于博爱在人性深处的可能性恐怕是深表怀疑的，所以他说，“其实《红》真正在讨论的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此是后话，按下不表，因为使我在陪着学生已经看了好几遍后的今天才写这篇文字的出发点不是博爱，却是影片中出现过多次的电话。
基斯洛夫斯基一语道破了《红》的主题及其与电话发明史的关系：“红色象征记忆，象征对某人的需要”。影片一开始就是一组有关电话的超现实镜头。在一间幽暗房间的一角，靠窗的位置，安放着一步电话机，一只男人的手拎起电话，开始拨号，信号声响起，镜头迅速地切向电话线，从房间里开始，无数色彩斑斓的电话线飞快地移动着，同时响起嘈杂的、各种不同语言的通话声，接着是海底电缆呼啸着穿越一片水域，终于抵达了另一端，光影迷离中，铃声响起，红色的信号灯闪烁着，尖叫着，数秒钟后，女主人公范伦缇娜从厨房里冲将出来，拿起了电话机，她的心情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喜悦的，因为电话的那一端是她远在波兰的男友。此时此刻，正可以用一支曾经广泛流行的美国歌曲来描述：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该曲的中文译名更是妥帖：电话诉衷肠。歌中唱到：没有夏日的酷暑，没有七月的凉爽，没有丰盈的月亮悬挂在八月的夜空，没有秋日的和风，没有冬天的落叶，甚至也没有南归的飞鸟……，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款款深情曾经令多少分居两地的情侣为之感动。于是，我们见到，范伦缇娜对着话筒说，我好想你，没有你的晚上我不能好孤单，我只能抱着你的夹克沉沉睡去。也许，我们真的该赞美这根将天涯情缘牵连在一起的“红”线，因为通过电话，范伦缇娜及时表达了自己的爱，而远在异国的男友也在电话中得知了这一点，即使只是天各一方的、徒有声音的交流，但那毕竟是爱的交流。
电话使情侣们在互通款曲时真切地感受到了天涯与咫尺的关系。无尽的相思和无边的寂寞在苦苦地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召唤，铃声响起的时候，就是倾诉的闸门大开的时刻，于是，相思便由这细细的铜丝传过来递过去，倾诉和倾听在交替中进行，相思之苦似乎藉着声音经由话筒和耳膜流入对方的心底，顷刻间，那苦似乎已经得到稀释、化解，起码也是大大的缓解。然而，贝尔呼唤沃森的“I want you”因为距离的缘故使沃森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出现在他的面前，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流动，乃至现代生活的种种原因，情侣们不得不因为各各不同的理由而远隔百里千里，甚至重洋，即使再强烈的需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得到满足。更兼有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时时发生着，于是有了怨言，有了怀疑，有了猜测，接着就可能是默默无语的尴尬，抑或恶语相向，当然也有惊喜。但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由电话缔结的姻缘，相反，我们要一探究竟的乃是它惹出的祸端。所以，当范伦缇娜的男友问她为什么不及时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已经会然于心，范伦缇娜有他的夹克可以抱着，而他却什么也没有，他的“want”无法实现，他根本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她为什么没有在电话铃声响起的同时就拿起电话，他有理由不满、埋怨、怀疑、猜测。所以，当范伦缇娜因为锁孔被口香糖塞住而晚接了电话的时候，他不由地更加不满了，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她遭遇到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她的焦急其实一点也不亚于他，但他不满的心理从盘查的口气里让我们一览无遗，她又怎么能没有一点感觉。
基斯洛夫斯基不是要借一部电影来赞美电话，歌颂电话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在《红》当中，我甚至觉得他其实是在检讨电话带给我们的祸害。女主人公与其从未谋面的男友最后的一个电话就是不欢而散的，而老法官从电话中窃听来的故事则是影片中的另一根线。
老法官自然是《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最为复杂的人物。其实，他在开始时的形象几乎有些令人讨厌，透着一股子无赖气，但慢慢地，我们却理解起他来。他因自己深爱着的女人被别人横刀夺爱而一直耿耿于怀，一路追踪，终因爱人死于意外而罢休。然而，机缘凑巧，在他的法官生涯中，终于得报多年来一直积郁于衷的一箭之仇，那个男人万万没有想到，他盖的房屋坍塌了，而且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他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审判，而审判官就是他多年前的情敌。法官根据法律宣判他有罪。按照我们的常情或常理，他应该为得偿宿愿而高兴，然而，并没有，他却从此告老还家。也许正是这一次根本谈不上徇私情的案件使他明白了法律的本质——所谓“对与错，其实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也许是他厌倦了这其实根本无从了解真相的法庭生涯，也许他更是为抽象的法律条文之于判决中的个人性情间的矛盾、以及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性而感觉着不堪重负了？赋闲在家的他就以窃听邻居们的电话为乐，他在电话中发现了法庭上分辨不出的真相。但恰恰是这一获取真相的手段是违法的，这也就是范伦缇娜所说的：“人人都有隐私权”。他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但隐藏在这个冠冕堂皇的词语背后的却又是怎样令人难堪的真相！丈夫背着妻子另结同性新欢，当妻子在忙碌着家务，让家里充满温馨的家庭生活情景的时候，他却在电话中与他的“爱人”倾诉着离别的相思之苦，而他们年稚的女儿竟然在偷听！当范伦缇娜见到这一幕的时候，本是要去揭发的她一定是不知所措了，竟至于走到门外还踉跄了一下。她为什么不说出真相？老法官问她：是因为那位善良的太太，和可爱的女儿，还是内疚，害怕造成伤害？我可以选择听或不听，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但迟早真相会公开，那时，一个幸福的家庭将不复存在，真惨。可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此时此刻，范伦缇娜一脸的痛苦。电话善良的范伦缇娜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如她的弟弟在得知自己并非自己的父亲所生时，他们只有选择逃离。
老法官选择了逃避，选择了离开必须做出判决的法庭，而沉迷于可以一探究竟的窃听，但他依然是绝望的，因为即便洞悉了真相，他也无能为力，既是为获得真相的手段——窃取，也是为真相中的无奈的事实，其实还针对电话这一现代通讯工具，普通的电话接通的只有说话人和受话人，通话的内容第三者不得与闻，正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就在这个应该受保护的、神圣的隐私权下，在只有窃听方可了然的电话中，自然地孳生出了一簇簇恶之花。
这只是老法官窃听的电话故事之一。故事之二即是影片中那个年轻法官的情事。从电话中我们得知女人比女人大两岁，而男人对两人的未来深感忧虑，虽然在床上他们深得鱼水之欢。在范伦缇娜，这就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彼此相爱，但在老法官，却称之为“遇人不淑”。所以，在审理老法官窃听案的时候，女人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开始了一出新的浪漫故事，打过去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情有不甘的男人冒险爬上了她的窗台，于是见到了女人两腿间夹着另一个男人的情景，失魂落魄的男人只有借酒浇愁，让香烟的愁云惨雾笼罩自己，甚至不惜要将爱犬舍弃在女人必经的路旁，告诉女人他正承受着沉重的打击。其实，这个男人是脆弱的，电话和狗都帮不了他的忙。
老法官告诉范伦缇娜，第三个故事不够精彩。年老的母亲渴望女儿来看她，女儿也许是太忙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总之不能来，起码不能常来，于是，母亲只能谎称自己患上了心脏病，又说冰箱里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女儿已经不再相信她，也不再来看她。她需要的不是采购，而是女儿，也就是贝尔在电话中说的第一句话：I want you! 但是她的需要却没有应答，甚至用上了欺骗的手段也不能实现。
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一个个如此令人不堪的故事？情侣之间不再有信任，当一方走出了视线之外，安全感竟也随之消逝；夫妻间可以相互背弃，看上去整个一个幸福家庭，却明目张胆地在那么个弥漫着幸福气息的空间中陈仓飞渡；连人世间最亲的骨肉——母女之间也失却了信任。电话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穷便利，甚至慰藉的工具如今似乎只剩下暗渡陈仓、背信弃义的现代手段。在电话机刚刚进入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本雅明就曾经说过：“电话机成了年轻一代寂寞中的安慰，它给悲观厌世的人带来最后一线希望，被抛弃的人与它分享榻床”。而我们却在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中看不到一点希望，“被抛弃的人”只能无望地盯着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电话机，焦虑、渴望地等待着，等待着那曾经无比悦耳动听的铃声再次响起，然而铃声再不会响起，或者不再会有迫不及待、满怀着饥渴和兴奋的接听者。
当范伦缇娜在痛苦中，在半是无奈，半是被迫，甚至还有一点诱引中听到这些故事后，满脸凄切神情的她说：不，你错了，你全都错了。人性本善。这些都不是真的，只是他们有时候会有无力感。其实，说着这话的她其时也正处于无力感的支配下。
人性本善和无力感的说法当然都是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无力感”是一种复杂的状态。在谈到他的《永无休止》时，他说：“我有一个不太流行的观念，我认为人性本善。人天生都想做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论是：一般说来，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我们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做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理由”！在人类充满智慧的表达方式——隐喻中，光明和黑暗有着数不清的涵义，善良和邪恶就是其中之一。而伟大的奥古斯丁正是从光明和黑暗的关系中看到了善良和邪恶的关系：“黑暗没有自己的原因，而是光线作用的缺失，灰色调是作用减少的结果。与黑暗一样，恶也没有自己的存在，而是存在的匮乏，光的匮乏，善的匮乏”。其实，那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心的脆弱，或者说人的本性的脆弱”。基斯洛夫斯基也许并没有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康德的著作，但他凭藉着他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善良的禀性看到了这一点。
然而，基斯洛夫斯基同时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地狱是由善意铺成的”。“无力感”的复杂在于它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人性本善，就是，人本来是有力的，但这个力量是怎么消逝的，因何而损耗？无力行善的结果是否就一定是邪恶的诞生？而那“成百上千种不同的理由”究竟又是什么？《创世纪》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奥古斯丁的喻言究竟是印证了这一点，还是恰好与之相悖？
其实，这一切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基斯洛夫斯基只是用电影的形式再次提出了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并非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在于促使人们面对现实，直指本心和本性。而且，基斯洛夫斯基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对现代生活有着敏锐、独特而又深刻的理解的思想家、艺术家，他只从生活出发，从具体性出发，但最终却归到灵魂和内心。按我的理解，在《红》中，他就是借助于电话来发问，并展开其叙事的。
但是，如果说基斯洛夫斯基根本无视电话这一现代通讯工具带给我们的诸多便利，而只在一味地检讨、批判，那也是完全错误的。老法官收听的个人气象服务台就是一个明证，他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知道整个欧洲的天气情况。电话提供的服务项目简直就是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性欲的满足（色情电话业务）。基斯洛夫斯基甚至还通过一个小小的喜剧插曲表现了电话的神秘性和惩恶扬善的功能。
如果我们将电话视为现代技术之一，那么，《红》的意义可以引申为对现代技术的意义之考量，而其主旨自然是以批判为主导的。电话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安慰，甚至爱情和幸福，但它同样会引发祸端，因其所有的私密性而成为背弃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并因此与法律所赋予的隐私权产生龃龉；又因其不可复现的特点，而无法为人类克服不可克服的遗忘提供必要的证据，为记忆和怀念提供引子。也许正是因为后者，基斯洛夫斯基说，当他要跟女儿谈一些要紧事情的时候，他总是选择写信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而不是打电话。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本雅明的时代（十九世纪末的柏林），“那个时期的电话机受压抑和受排斥地被挂在过道深处隐蔽的角落，一边是装着脏衣服的箱子，一边是煤气表”。而现在，电话机早就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家居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地位非常显赫，它们再不是被压抑的声音，也不是局促于“隐蔽的角落”，而是铃声大噪，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有它的身影，通常还是摆放在最显眼，也最舒适的地方。位置的变化其实就是地位的变化。
就哲学而言，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及其深度，也许除了海德格尔外，无出其右。但在这里，阿兰·布鲁姆关于放大镜和显微镜的一句话也许更为合适：“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它而知道细微的东西，但我们可能也正因此而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能力”。在《红》当中，基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电话并没有使“博爱”得以实现，范伦缇娜与男友不欢而散，而她与老法官的情思岁与电话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影片的结尾多少给了我们一个不很明确的答案：范伦缇娜终于帮助那个在基斯洛夫斯基不少影片中出现的、佝偻着身子的老太太将一只瓶子塞进了垃圾桶，爱的可能其实不必一定要借助于什么现代工具，关键其实只在本心。
（郭春林 学者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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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7 1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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